运用层次分析法、耦合协调模型、Lorenz曲线等方法对2010年和2015年云南县域经济发展与农村减贫的耦合协调进行分析,并探讨其形成机制。结果表明:①2010年至2015年云南县域经济快速发展,但呈现低水平的不均衡格局,经济发展的极化现象显著。②研究期内,云南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明显,但不均衡空间格局依旧显著,形成了以经济发展极为中心的低值区和以乌蒙山区深山区、滇西边境地区南北两侧为中心的高值区。③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与农村贫困发生率呈现负相关关系,2010年和2015年云南县域经济发展与农村减贫呈现出轻度失调的特征,并且2015年两者的耦合协调度低于2010年;同期经济发展年均增速与农村贫困年均减速以濒临失调为主,主要是由于低层次需求下两者呈现负相关关系,并且贫困人口分布的孤岛效应使得经济发展的减贫效应减弱。在推进精准扶贫政策落实中,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从多方入手强化措施的精准性,从而确保2020年减贫目标的实现,为乡村振兴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坚实的基础。

绿色发展理念在我国已经提升至新的战略高度,探讨绿色发展的影响因素并分析其区域差异性,可以为政府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参考依据。从绿色发展的内涵出发构建了区域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测算2006—2014年中国省际绿色发展水平,并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分析技术进步、结构变迁、环境规制等因素对绿色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技术创新对绿色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且具有空间溢出效应;特别地,技术创新对东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最大;FDI仅对东部地区的绿色发展有显著促进作用且具有空间溢出效应;中部地区工业比重提高不仅对本地区绿色发展有显著制约作用,且对临近地区绿色发展产生不利影响;较为严格的环境规制仅对东部绿色发展有一定促进作用。

从不同区域人口迁移的视角,采用1997—2016年中国31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分析了城乡收入差距的动态收敛问题。研究发现:我国不同地区间城乡收入差距存在绝对收敛和条件收敛,东部收敛速度慢于中部而高于西部,且中部收敛速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从分周期的动态收敛看,整个周期内无论是绝对收敛速度还是相对收敛速度,均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V形走势。进一步分析影响城乡收入不平等的因素发现,人口迁移能够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且通过户籍城镇化机制发生作用;迁入人口若能顺利转变为城镇人口,则可缩小收入差距。目前,我国迁移人口难以顺利取得城市户籍,人口迁移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不明显。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新时期我国区域发展的重大国家战略之一,提高该区域工业企业的创新效率是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中之重。依据2011—2015年京津冀地级市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科技创新投入与产出变量以及环境影响因素变量组成的面板数据,利用SFA方法对京津冀区域技术创新效率进行了测度。结果显示:京津冀的创新效率整体偏低,但河北省的创新效率基本高于京津冀的平均值。R&D经费投入比R&D人员投入对创新效率的正向的影响更大一些,说明京津冀规模以上工业创新更多地依赖于研发经费的投入。同时,发现京津冀区域政府支出、外商直接投资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创新有显著正向的影响,而人均GDP和国有成分占比均表现出了较为明显的负相关性。论文提出了进一步提高京津冀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协同创新效率的建议。

基于2014年和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沿用“大五”人格分析框架,实证考察了人格特征对农户创业选择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顺同性特质抑制了农户的创业动机,而外倾性和开放性特质则显著促进了农户的创业参与;分宽、窄口径来看,顺同性对宽口径下农户创业参与的边际影响更大,而外倾性和开放性的影响则更大程度体现在窄口径创业领域。研究还发现,家庭更大规模、户主更高程度理解能力均有助于农户从事自主创业;较之西部地区,中部、东部地区农户创业参与更为积极。

利用六盘山集中连片特困区1223份农户调研数据,从收入增长和收入分配双重视角探讨了农地流转和兼业程度对减贫的影响机理,实证分析了农地流转和兼业程度的增收效应、收入分配效应,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农地流转、兼业程度与农户家庭减贫的关系。研究发现:农地转入对农户家庭增收和收入差距缩小的作用并不显著;农地转出和兼业程度能够增加农户家庭纯收入、缩小农户之间收入差距;劳动力数、家庭负担和非农就业等因素同时显著影响农户家庭的增收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

利用中国居民收入项目调查提供的农村地区CHIP2013数据,基于工资决定方程实证测度了农村居民的教育收益率并分解了收入差距。结果发现:在纠正了样本选择偏差后,测得农村居民的教育收益率为4.6%;条件分位数回归发现教育收益率并非随非农收入的变化线性上升或下降,而工具变量法则纠正了内生性偏估,发现学历教育收益率呈“N字型”的变动趋势,初级与次级人力资本壅塞滞阻了中等收入群体的教育收益率,夏普里回归分解发现人力资本存量差异导致了农村居非农收入的非均衡分布,而主次劳动力市场分割蕴藏于城乡二元分割的经济结构中。在此基础上,为缩小农村居民的工资收入差距,为推进以教扶贫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利用2006—2015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38个国家的OFDI数据,基于空间面板杜宾模型,系统考察东道国制度、经济因素对中国的OFDI的影响及其相应第三国的邻近效应。总样本实证结果显示:中国的OFDI显著地偏好资源禀赋丰沛的东道国市场并伴有明显的潜在市场规模及低人工成本寻求特征,也更倾向于具有较低质量的政治制度环境及较高水平经济制度环境的东道国市场。总样本空间邻近效应表现为溢出效应。中西亚15国的回归结果与总样本的实证结论大致吻合。欧洲10国样本的回归结果显示:中国的OFDI与其政治、经济制度环境水平均无显著的关联,空间邻近效应表现为挤出效应,邻近国家工资水平、市场规模及与中国双边贸易量等是挤出效应的重要影响因素。

运用全球62个国家2000—2015年服务贸易出口数据组建跨国面板数据,对服务贸易出口复杂度的传统测算方法进行改进,并基于内生增长理论和成本发现模型挖掘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因素,利用系统GMM统计方法实证分析了制度质量和自然资源禀赋等影响因素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发现:(1)自然资源禀赋与制度质量两者间的交互作用能够显著地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2)人力资本、资本存量、基础设施、企业数量以及对外开放度均能在不同程度上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3)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对上述影响因素的反应程度存在差异。

以2008—2016年沪深A股的9741个国际化经营上市公司及配对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行政级别、地理距离与国际化经营的关系。研究发现:行政级别与企业国际化经营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即企业注册地行政级别越高,企业进行国际化经营的可能性越高;地理距离与国际化经营间也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企业注册地与该省中心城市地理距离越近,则辖区内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可能性也更高;行政级别与企业国际化经营的正相关关系依赖于地理距离,即考虑地理距离的影响,行政级别对国际化经营的正向影响更为明显。

利用WIOD数据库测度了中国服务业制造化水平及其产业绩效效应。研究结果显示:制造化对服务业产业绩效具有抑制效果,中低技术制造化阻碍服务业产业绩效改善,高技术制造化促进服务业产业绩效提升。深入高技术制造化内部发现,以自动化技术为代表的服务业机械制造化,以ICT技术为代表的服务业电子信息制造化,均有利于服务业产业绩效提升,其中以ICT技术为代表的服务业制造化正向促进作用最大。服务业应该加大与信息产业深度融合。服务业增加对高技术制造业采购和使用将有助于自身效率改善和转型升级。

产业集聚作为空间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论题,不少国内外研究都从生产要素的研究视角切入,从理论及实证方面探讨产业集聚对于区域人力资本要素的积累效应,而大都忽略了区域异质性因素。事实上,对于大国而言,区域间由于存在显著的异质性,产业集聚之人力资本积累的效果则可能存在较大差异。运用1997—2015年中国区域层面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制造业集聚对于各区域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就总体样本而言,中国的制造业集聚显著促进了其区域人力资本水平的不断提升;区域异质性视角下,沿海区域以及内陆区域分样本实证检验的结果表明,制造业集聚的人力资本积累效应仅对于沿海区域分样本显著表现为正,而对于内陆区域分样本表现不显著。这一结论的政策含义在于,为了更好地发挥产业集聚作用,必须在区域层面探寻并实施区域开放及产业发展的差异化路径及战略。

基于创新模式差异视角,采用2007—2016年中国30个省份的制造业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模型,考察了金融结构与技术创新的关系。研究发现:不同风险-收益特征的技术创新模式会内生出差异化的金融结构;银行体系对于低风险、可预测、收益稳定的引进模仿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这一促进作用不受市场环境的约束;在良好的市场环境下,金融结构中市场导向越强越有利于推动高风险、不可预测、收益不确定的自主创新。因此,为实现中国制造业创新模式由引进模仿向自主创新的顺利转换,需要推动金融结构的适时转型,并全面营造有利于金融市场发展的市场环境。

基于利益相关者和资源依赖理论视角考察企业社会责任对现金持有行为的影响,以2010—2016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论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可以降低现金持有水平,而且这一抑制效应在非国有企业中更显著;制度环境的优化可以强化企业社会责任对现金持有水平的抑制效应,而且这种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中更显著。

基于自我控制资源理论,以354名员工为样本,探讨了绩效压力是否会通过员工的自我损耗导致职场欺骗行为的产生,并关注了仁慈领导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绩效压力对职场欺骗行为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绩效压力通过诱发员工的自我损耗而使员工做出职场欺骗行为;仁慈领导正向调节绩效压力与员工自我损耗之间的关系;仁慈领导正向调节员工自我损耗在绩效压力和职场欺骗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有助于揭示职场欺骗行为产生的内在机制、边界条件以及仁慈领导可能存在的不利影响。

以2012年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A股113家上市公司为样本,用2013—2017年数据建立面板模型,分析上市公司业绩与核心员工股权激励强度之间的内在联系,考察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效果。实证结果表明:核心员工股权激励强度的加大会对公司业绩产生积极作用;从激励方式来看,针对核心员工的激励方式——限制性股票可以产生相对更优的股权激励效果。将样本公司根据行业进行分样本回归发现,核心员工股权激励强度对公司业绩的促进作用不因行业不同而存在明显差异。本研究对近年来我国股权激励对象由以高管为主向以核心员工为主过渡的现象得到了解释。

未来政策不确定是公众通胀预期波动的重要源泉。基于此,建立具有时变参数的VAR模型(TVP-SV-VAR),分析政策不确定性如何作用于公众通胀预期,然后界定央行沟通通过降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公众通胀预期这一路径的解释力。结果表明:第一,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将提高公众通胀预期,这主要源自于在较高政策不确定性下政策制定者的宽松型政策偏好;第二, 央行沟通上升1个点将最大降低政策不确定性10个点左右,而政策不确定性降低1个点将最大降低公众通胀预期0.003个点左右;第三,央行沟通上升1点将最大降低公众通胀预期0.1个点左右。央行沟通通过降低政策不确定性实现公众通胀预期管理这一途径的解释力明显不足。深化央行沟通与提高其他政策的透明度是进一步减少政策不确定性和稳定公众通胀预期的有益尝试。

基于我国2000—2016年的相关数据,采用Dagum基尼系数分解方法对我国区域需求结构的地区差距进行分解分析。研究发现,从空间分布来看,我国区域需求结构水平的地区差距有扩大的趋势,且地区间差距是导致我国区域需求结构水平差异的主要原因。其次,运用空间面板分位数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需求结构变动对环境污染治理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治理技术效率和环境治理动态绩效存在空间依赖作用;需求结构越合理、需求结构越高级、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其对环境治理技术效率、环境治理动态绩效的正向作用越显著;需求结构合理化集群越高、需求结构高级化集群越高,其对环境治理技术效率的积极影响越明显,而经济集聚则对环境治理技术效率和环境治理动态绩效产生显著的负向作用。

在银行通过传统信贷业务应对银行业竞争受阻的背景下,采用2002—2016年上市银行的微观面板数据,使用系统GMM方法测度了银行竞争对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及其作用渠道。实证结果表明:银行竞争显著增加了银行风险承担水平,抑制了银行的创新行为,而银行创新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以风险分散为主,从而增强了银行竞争度与银行风险的正向关系。因此,银行应积极开展多元化竞争策略,进行业务升级转型;监管部门要有序引导银行业竞争,制定适度的监管规则,防范因过度竞争导致创新度下降的风险叠加效应。

选取2008—2017年中国货币数据,在测算季度潜在产出、通胀、利率和通胀预期等指标波动值基础上,通过构建包括预期和总供给函数的普尔分析,比较了两种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损失函数,以期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选择提供一个分析视角。研究发现:2008—2017年数量型规则虽优于价格型规则,损失函数大小较为接近,但依据金融市场发展状况,以2013年为节点,2013年后价格型目标的优势明显上升,损失函数数值之比由2008—2012年的0.87大幅上升至1.467。综合上述分析,认为价格型中介目标成本优势日益明显,更适合当前的宏观经济运行实际,应积极推进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由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型。

基于内蒙古自治区县级全要素生产增长率、税收努力度和公共支出规模数据,使用空间滞后模型分析税收努力度、公共支出规模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内蒙古自治区101个旗、县、区全要素生产率之间体现出较强的空间相关性,税收努力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微小的贡献率,而公共财政支出规模具有较强的抑制效应。这说明一个地区实现经济高质量增长一定意味着全要素率增长提高与综合福祉水平的提升互为内生。制度改进、高储蓄率和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但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动能主要是技术进步,尤其是发展中地区供给管理的侧重点是技术原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