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我国35个大中城市房地产数据,运用动态相关系数和Global VAR模型研究城市间住宅价格的联动性和溢出效应。动态相关系数显示,我国城市间住宅价格的联动性随价格的上涨而增强,并呈现出逐年增强的趋势。GVAR模型广义脉冲响应结果显示,住宅价格在城市间存在显著的溢出效应,东部城市的溢出强度和速度最高;利率冲击对住宅价格的整体影响较小,但存在区域间异质性;中部城市对利率冲击的响应最大。

在传统两要素投入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随机前沿模型的基础上,把土地要素纳入研究框架中,形成三要素投入随机前沿模型,采用最大似然估计方法,分析2000—2013年东北三省34个地级城市的生产效率变动趋势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东北三省城市整体的生产效率水平从2000年的29.8%稳步提高到2013年的54.9%,城市生产效率不断得到改善,但整体水平偏低;东北三省城市的生产效率由高到低依次为辽宁、黑龙江和吉林,辽宁省城市平均生产效率显著高于黑龙江省城市26.7%,而吉林省城市平均生产效率显著低于黑龙江省城市11.0%;政府介入经济程度、产业高级化程度和行政等级显著抑制了城市生产效率水平的提升,而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显著推动了城市生产效率水平的提升。

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作为复杂系统,采用模糊综合判别法、系统协调度和聚类分析对河南省区域发展状态进行评价。结果表明:(1)河南省区域综合发展水平整体处于较低等级,在空间上以郑州为中心形成“核心-边缘”结构;创新与开放水平地域差异较大,成为制约区域持续协调发展的重要方面;五大发展子系统与区域经济特征存在典型相关性。(2)河南省整体处于弱协调发展类型,大多地市为较低区域发展水平上的协调;协调度与区域经济指标相关性不强,经济发展对地区协调的支撑性作用没有显现。(3)根据不同类型区域的特点,针对性地提出区域五大系统协调发展方略。

通过110个主要国家的SITC三位码贸易数据计算了我国2002—2014年26个制造业细分行业的出口复杂度,以此衡量我国贸易结构转型情况,检验了制造业要素结构动态变化对贸易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要素结构的不断升级,对于贸易结构转型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不同类型的制造业受到的影响不同。出口贸易中高端要素占比较低,但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要素结构呈现逐步合理化的态势。由于产业或出口政策等因素的影响,初级要素对高级要素存在挤出效应,阻碍了贸易结构的转型,因此,应针对不同产业以及要素结构的特征采取差异化的要素配置以促进要素结构升级。

基于传统总值统计方式的中欧双边贸易数据夸大了中国的贸易利得并导致欧盟对华贸易保护主义压力骤升。根据总贸易分解框架,重新测算了2001—2011年的中欧双边真实贸易量、贸易结构和要素结构。研究结果表明:传统统计方式高估了中欧双边贸易差额,在考察期内,以增加值贸易统计的中国同欧盟出口、进口及贸易差额与总值贸易相比平均下降了23.41%、16.29%和48.81%;中国向欧盟出口中的增加值以资本和低技术劳动力创造的最终产品为主,主要从事低端加工组装环节的工作,位于全球价值链的下游位置,获益能力较低,但有一定的攀升趋势;欧盟向中国出口中的增加值以资本和中技术劳动力创造的中间品为主,位于全球价值链相对上游的位置,获益能力较高。

污染避难所假说和林德假说在传统上独立,但都涉及跨国企业的区位选择。对于生产高质量产品的跨国企业而言,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区位选择需要权衡污染避难所效应和林德效应。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外企数据,构建了新的环境规制指标和质量需求结构指标,对污染避难所假说和林德假说进行了统一检验。基于条件Logit和嵌套Logit两种估计方法的实证结果显示:两种假说对生产高质量产品的外企都是成立的,其中环境规制强度对高污染行业外企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人均收入和产品质量需求结构对于吸引高质量外企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利用中国工业企业1998—2008年的数据,采用非参数K-M生存分析法和离散生存模型考察了中国企业出口持续时间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企业的出口持续时间中位数仅为4年,出口危险率存在显著的负时间依存性,出口第一年的危险率高达25%,当企业出口4年后,其出口危险率迅速下降。企业的异质性特征如生产率、规模、销售份额、金融状况、出口密集度等因素显著影响企业的出口危险率,不同所有制结构企业的出口生存率差异较大,内资企业的出口生存率远低于外资企业。

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与省际对外贸易数据进行匹配,基于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出口绝对值与占比衡量高技术行业开放程度。理论分析表明,高技术行业开放会通过提高出口企业筛选门槛和女性在家从事非职业性工作的机会成本来促进女性工资增长。实证研究证明了理论分析的结论,并进一步指出高技术行业开放对处于工资分布低端的女性样本福利增进效应最为显著,因而能够起到推动全社会女性工资公平化的作用。但是通过比较对男性工资增长的促进效应,发现高技术行业开放对男性工资分布各分位数的影响与女性工资几乎无明显差异。因此,高技术行业开放虽然是我国出口质量提升的必由之路,却还不足以缩小性别工资差距。

以不同类型组织中544名在职员工为样本,开展问卷调查,采用相关分析、结构方程模型检验等统计方法,考察了本土文化情境下绩效考核政治对员工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显示:被考核者的绩效考核政治感知与员工组织公民行为呈显著负相关关系,组织支持感在其中起到完全中介作用,差序氛围调节了绩效考核政治感知对员工组织支持感的影响,即组织的差序氛围越显著,被考核者的绩效考核政治感知与组织支持感的负向关系就越强,从而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就越少。此外,差序氛围在绩效考核政治感知与组织公民行为间的调节效应不显著。研究结论揭示了我国差序格局文化下组织差序氛围影响员工绩效考核政治感知的独特作用机理,为相关研究和实践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借鉴。

基于委托代理理论中代理人风险规避假说,探讨高管团队薪酬差距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并考察CEO权力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团队薪酬差距能够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但这一激励效应仅存在于非国有企业中,说明非国有企业中高管团队内部差别化的薪酬体系能起到晋升激励的作用,进而缓解经理人风险规避问题;CEO权力对高管团队薪酬差距与企业风险承担的关系存在负向调节作用。研究结论不但丰富了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研究,而且对于改善我国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普遍不高的现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通过上市公司2011—2013年的并购数据研究,探讨在内部控制视角下企业资本结构对公司并购后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杠杆缺口对并购绩效产生负面影响,内部控制水平对杠杆缺口影响并购绩效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内部控制对国有企业并购后绩效的影响小于民营企业,归因于国有企业并购更多地带有政治因素的干扰,并非完全的资源有效配置结果;杠杆缺口对国有企业并购后绩效的负面影响则大于民营企业,归结于政府预算软约束,致使代理问题和管理层过度自信要比民营企业严重得多,导致资本运作效率低于民营企业。结论表明:提高内部控制水平和科学配置资本结构,对微观经济层面的企业兼并收购有着现实意义。

养老保险制度是社会保障体系中的重要手段,具有平滑收入和平衡福利水平的作用,同时也会引起居民消费决策的变动,而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则对养老保险制度产生冲击,进一步影响居民消费。研究人口结构与养老保险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对于我国经济扩大内需以及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构建世代交替模型,对人口结构与养老保险发展水平对居民消费支出水平的影响进行理论分析;随后,选取我国2002—2015年省际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养老保险发展水平的提高对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人口结构的变化会对两者之间关系产生进一步的影响。

针对国家提出的“适时适当降低社会保险费率”,基于2007—2014年省级的面板数据,通过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对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率下调空间进行研究。结果显示,在保持目前的替代率、制度赡养率和基金收支比条件下,仅有广东、浙江存在降低费率空间,在适度降低费率情况下,可以实现“降费不减收入、降费不减待遇、降费坚持精算平衡”的目的,相对于“名义”费率,各地区缴费率均存在下调空间。下调费率必须坚持提高统筹层次、降与征结合、扩与延并行、降低费率与提高替代率相协调。

运用双重差分模型,选取2008年8月至2016年10月沪深A股融资融券月度数据,分析4次两融标的大规模扩容对股票流动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融资融券业务开通和两融标的扩容使标的股票流动性呈现较明显的改善,且沪市标的股票流动性的改善程度较深市标的股票更为显著。在4次扩容区间内,融资融券交易对标的股票流动性的改善程度存在差异,究其原因主要受到标的股票数量和两融规模的影响。

债务约束治理效应之一是对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产生影响,而在职消费的超额部分作为管理层权力寻租的表现,会影响这一债务约束治理效应。通过对2010—2015年沪、深A股主板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出:随着债务约束的增强,股东会关注债权人利益,通过降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来减少债务代理成本;在此基础上通过计量超额在职消费发现,超额在职消费会削弱债务约束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负向影响,并且这一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明显。研究结论表明:由于管理层权力给予高管自定薪酬的能力,所以超额在职消费削弱了高管薪酬的债务约束治理效应。旨在给债权人在信贷风险定价时提供新的考量因素。